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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國化”必須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時間:2017-09-12 09:50:15  來源: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務局

2015年5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在2016年4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進一步對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作了深入系統的闡述,深刻揭示了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既是充分尊重宗教生存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又是充分發揮宗教積極作用的關鍵所在。“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是對“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發展,是根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新形勢,以及宗教領域出現“逆本土化”“去中國化”“極端化”“商業化”、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不斷加劇等新情況、新問題而提出的。因此,推進基督教中國化是順應當代中國社會不斷改革開放的歷史趨勢,實現基督教中國化,完成從“基督教在中國”向“中國基督教”的轉變,是黨和政府的期待,更是中國教會和諧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基督教中國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久久為功,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垂首等待。從歷史上來看,基督教在中國首先碰到的,第一是國家規矩,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要求;第二是敬天祖,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要求;第三是神明之爭,涉及到話語中心思想的轉換。所以,筆者認為,“基督教中國化”必須要“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即必須立足中國處境,認同中國發展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并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將與時代同行、與社會同步,在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繁榮中發揮積極作用。

一、“三自愛國”是必須堅守的基本立場。

由于中國近代所遭受的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和政治對抗,使基督教在中國不再純為宗教存在,而是有了復雜的政治卷入,因此“中國化”的政治層面是不可回避的現實。中國教會20世紀50年代所推動的“三自愛國運動”則正是基督教中國化在政治層面的清楚表達。教會要認識到處理好政教關系是教會自身發展的必然需要,周恩來的《關于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這篇文獻中,從宏觀角度定下了新中國政教關系的基調,基本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在宗教與政治關系上,要求宗教界通過積極的行動,努力使自己“對新中國有益”;在宗教與政黨關系上,堅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團結合作,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與宗教界的統一戰線;在宗教與政權關系上,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在宗教與政府的關系上,達成一種默契,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不能無原則”。從世界范圍看,后冷戰時期的中西冷戰還在繼續,意識形態方面的博弈有增無減。因此,面對復雜的形勢和各種選擇時,廣大基督教界人士一定要堅守“三自愛國”這個基本立場,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敏銳的意識,堅持認同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制度,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堅決處理好愛國與愛教的關系,作為中國公民首先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自覺遵守國家法律,堅決抵制境外一切利用基督教進行的非法、違法的活動和各種異端邪說,這是底線和紅線,絕對觸碰不得。

二、“扎根文化”是基督教中國化的重要基礎。

基督教中國化的文化層面涉及到基督教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以及如何與中國文化互動、融匯、共構。基督教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傾心是基督教在中國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中國古代各種宗教相互交流、融合的實踐充分說明,各種宗教只有深深根植于中華文化的沃土,放下自我中心主義思想或排他主義思想,才可能變成促進社會和諧的積極因子,更是構建基督教“中國話語”、“中國思維”的重要基石。堅持基督教中國化,就必須根植于中國文化,用中國思想、中國精神“化”基督教,使其吸收、體現、培育、踐行、弘揚中國思想和中國精神,自覺充實、踐行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當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實現基督教中國化之文化融合有兩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點,用中國文化或中國人所熟悉的方式來詮釋基督教教義和表達基督教信仰,以中國文化的資源來豐富基督教文化,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是要挖掘基督教教義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融通的思想,進一步增強與社會主流價值的契合度,引導并提升廣大信徒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正如趙紫宸分析基督教融入中國的途徑時所說的那樣:要使基督教“屬于中國人的”,就必須與中國文化相融合。需要指出的一點是,融合不是形式上的嫁接,當年“利瑪竇規矩”的形成絕不僅僅因為他穿了“儒服”,更重要的是文化內涵的吸收和相通,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根植中國文化土壤”。

三、“發揮正能量”是基督教中國化的重要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教的信仰人數在中國大陸增長很快,但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國基督教會顯然尚未完全適應整個國家在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法治與社會公德建設、社會服務與慈善公益、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等諸多領域的迫切需要,尚未充分發揮出其應有的、積極的、重要的社會作用和文化影響,這便意味著,基督教在當今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挑戰,恐怕不在于“信徒的數量”,而在于“教會的質量”。這里我們來講一個簡單的道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彼此信任主要取決于“說的”還是“做的”?答案顯然是后者。同樣,任何一種宗教信仰,如果能被某個社會、民族或國家所接受或容納,其關鍵因素不是在于“經典和教義解釋得多么好”(這里不是說闡釋經典不重要),而是在于“是否有積極的社會實踐和影響”,說的簡單一點,就是能否在經濟社會文化建設中發揮正能量。從教內來看,經典與教義肯定是最重要的,是信仰的依據,但從教外看,特別是對整個社會、民族或國家來說,基督教能否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中充分發揮其積極的、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了。今天,基督教在推動合乎國情的道德倫理觀建設、社會公益慈善、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等方面繼續努力,尤其是在引導基督徒對和諧社會建設、社會道德規范、共同建設美好家園、實現中國夢的自覺認同方面要加強,在社會建設、社會信任、社會正義、責任倫理以及社會救助層面有更多、更大的作為,尤其是要發揮宗教界人士“正言正行”的引領作用,讓信仰見證于日常社會生活實踐中,使基督徒的信心與踐行同步均衡,這也是進一步融入中國社會的重要途徑。

基督教中國化有其必要性、緊迫性,這種必要性并非來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傳播,而是其如何在中國社會中更合理、和諧地存在,基督教如果能在探討解決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時進一步中國化,正確處理好與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關系,特別是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課題,那么才能更好地發揮它獨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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